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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美联储回归常规加息幅度：美元或继续走弱，人民币有望维持强势******

　　澎湃新闻记者 侯嘉成

　　北京时间2月2日凌晨3时，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由4.25%-4.5%上调25个基点至4.5%-4.75%，符合市场预期。这是美联储去年3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首次放缓加息幅度至25个基点。美联储重申，预计继续上调目标区间将是合适的。

　　去年12月，美联储首次将本轮加息周期的加息幅度放缓至50个基点。美联储已在2022年加息7次，累计加息幅度达425个基点，加息速度为近40年来最快。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胡捷对澎湃新闻表示，这是加息周期中单次加息的常规幅度。这种温和的加息节奏，有利于经济体系渐进适应紧缩的货币环境，同时也能达到抑制通胀的效果。

　　“通胀率自去年8月开始下降，近期数据显示通胀率已然见顶。此时加息节奏回归常规当属合理。”胡捷表示，去年有50基点和75基点的加息幅度，背后的原因是前期对于通胀上升趋势和速度的低估，导致没有及时加息，以至于后期以超常规步伐加息，挽回局面。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12月CPI同比增长6.5%，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小同比涨幅，也是美国CPI同比涨幅自2022年6月创出40年来峰值9.1%后连续6个月下降。

　　同时，美国去年12月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同比增长5%，弱于前值的5.5%，为连续第六个月放缓；核心PCE物价同比增长4.4%，同样弱于前值的4.7%。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分析师白雪对澎湃新闻表示，最近通胀数据持续下行，进一步缓解了美联储收紧压力。美国12月CPI和PCE物价指数已同比连续六个月持续回落，其中CPI环比首次转负，薪资增速也在稳步趋缓。

　　白雪表示，在供应链压力不断缓解、内需降温的作用下，通胀已初步形成温和回落趋势，美联储超常规大幅加息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此外，多个月度经济数据转弱、先行指标的下滑，也印证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已开始显现。这将支撑美联储自2月起恢复常规加息幅度。

　　纽约联储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SCPI)录得1.18%，较疫情前0%左右的水平仍有明显上涨，但较2021年底4.3%的水平确实有所下降。

　　美国通胀的韧性何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美国劳动力数据依然强劲，但近期的就业报告显现了“积极的迹象”，但“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通货收缩并未以牺牲劳动力市场为代价，这是一件好事，”但鲍威尔说，美国经济仍处于缓解通货膨胀的“早期阶段”。

　　展望通胀前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教授王晋斌对澎湃新闻表示，通胀下行是比较明确的趋势，但是不会很快降到美联储的目标区间。美国劳动力市场虽然有所降温，但去年12月工资收入的年率同比涨幅超过4%，仍能够支撑美国的消费和通胀。通胀下行到4%左右的水平时，或将保持一定的韧性。

　　“现在能源、食品等供给冲击的价格因素减弱，给了美联储聚焦劳动力市场来控通胀的机会。”王晋斌说，通过观察工资水平、失业率、劳动服务类产品的价格变化，美联储能够聚焦，货币政策就不太会“错杀”总需求。从该视角来看，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概率可能在增加。

　　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曹誉波对澎湃新闻表示，因为能源价格回落，美国通胀压力得到明显缓解，但分项数据看，房租和服务业的通胀仍在攀升，这说明通胀压力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仍具备粘性，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和投资者认为美联储需要保持较高利率甚至加息的理由之一。

　　具体看劳动力市场，白雪表示，供给不足仍然令美国劳动力市场保持“边际降温但依然偏紧”的状态，这意味着住房通胀的黏性，以及劳动力市场支撑下的薪资增速，将仍然对通胀，尤其是核心通胀的回落速度和幅度形成较大制约。预计2023年年末美国CPI同比有望回落至3%-3.5%区间。

　　美国经济的“软着陆”还有可能吗？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政策利率大幅上涨，但他对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希望仍然存在。

　　“我仍然认为，在不出现经济大幅下滑或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有一条途径可以让通胀率回到 2%。”鲍威尔说。他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呈现正增长，即使它会下降到一个“缓慢的节奏”。

　　从经济数据看，美国去年4季度GDP意外走高，主要是服务消费良好。

　　曹誉波表示，由于服务消费具备长尾效应，且对利率相对不敏感，后续可能继续支撑美国经济。但零售、工业产出、房地产销售等较“硬”的数据表现不佳。综合来看，美国经济面临“软着陆”风险。

　　胡捷表示，依照当前通胀的态势和对联储加息节奏的预判，预计经济数据急剧下滑的可能性很低，今年的GDP增长将为0.5%左右，失业率将在4%-5%，年底通胀为3%-4%。

　　白雪表示，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动能正在进一步走弱，预计2023年美国经济衰退可能难以避免，但经济仍有韧性，这将令衰退的时点偏晚，大概率不会在上半年出现。

　　“从最新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GDP数据来看，剔除库存变动和净出口的最终私人销售——即衡量美国经济核心经济动能的指标，已降至2020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结合PMI等领先指标的不断下滑，以及多项月度数据的回落，表明美联储持续紧缩对内需的抑制作用已经开始显现。”白雪说，2023年随着上半年加息进程的持续，高利率和经济衰退预期将明显对投资形成抑制，加之疫后服务消费的修复红利逐渐消退，消费动能将进一步回落，美国经济下行趋势难以避免。

　　白雪还表示，服务消费支撑下，美国经济并未失速：2022年全年美国实际GDP增速为2.1%，仍位于长期趋势之上。2023年，劳动力供给不足将支撑薪资增速保持上行，叠加超额储蓄以及消费信贷支撑，以及通胀的下行，短期内消费仍有保障，美国经济将维持较强韧性，下行速度可能偏缓，上半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低。

　　加息进入“尾声”？资产走势几何？

　　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看，王晋斌表示，一年来除了日本央行没有加息，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有较大幅度或比较密集的加息。现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开始进入加息的尾声。

　　目前，IMF预计全球经济产出增速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2023年的2.9%。王晋斌表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风险资产的价格是利空；但是总体上，由加息带来的风险资产价格承压将减少。

　　胡捷表示，今年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将持续收紧，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有可能转向。全世界持续进入货币紧缩、经济增速放缓的阶段。

　　“由于美国一马当先引领加息的态势不再，美元指数大概率呈现震荡态势，上升乏力，且有下行压力。由于美元加息路径和步伐逐渐清晰，且大概率在年中结束，资金面收缩程度和时间的不确定性逐渐褪去，因此美股的价格已经开始筑底，最迟年中重新进入牛市。”胡捷表示，全世界经济放缓成为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价格总体承压。

　　值得注意的是的，本周是“超级央行周”，除了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等主要央行都将在本周召开2023年度第一次议息会议。

　　“整体来看，上述央行都已处于本轮加息的尾声。相比较而言，欧洲央行相对更为鹰派，一是尽管能源价格回落，欧元区通胀压力依然严峻，二是欧元区经济数据持续转好，给了欧洲央行加息的底气，三是欧洲央行公开发言也相对鹰派。而英国则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即使经济数据也转好，但仍呈现出衰退性特征，且金融市场脆弱性风险较大，英国央行的加息较为谨慎。”曹誉波表示，从外汇市场看，欧元相对强势，英镑相对偏弱，美元已从去年的高位大幅回落。

　　行情数据显示，美元指数已从去年114.7的高位回落到目前的100.9左右。

　　白雪也表示，预计欧洲央行仍将保持收紧步伐。同时，日本央行为遏制通胀飙升，2024年货币政策转向收紧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强——12月意外扩大目标收益率波动区间已透露出这一趋势。由此，美国与欧洲、日本等央行货币政策的边际分化将推动美元指数在2023年继续回落，这将助涨欧元、日元等主要非美货币。

　　国内方面，白雪表示，虽2023年上半年海外维持收紧态势，但在国内物价形势整体稳定背景下，国内政策仍有充分条件“以我为主”。

　　“短期内，我国货币政策仍将延续稳增长取向。人民币汇率有望在2023年步入升值通道：一是在美联储加息放缓、年中前后有望结束本轮加息的背景下，2023年美元指数将大概率延续下行；二是疫情影响显著弱化、稳增长政策力度加大背景下，2023年国内经济基本面将有较大程度修复。”白雪说道。

　　白雪表示，外部压力趋缓，叠加内部因素的改善，将支撑人民币汇率在今年扭转去年的贬值局面，转为上行。预计202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枢有望达到6.6附近。这对于缓解资本流出、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将是一个有利因素。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